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在采訪中發現，由于對“綠色”的理解不同，方向不一，不少地方的綠色已經開始“褪色”。
“可以肯定的是，越是依賴于資源消耗的地區，綠色程度會越低。越是靠智力、技術創新的地區，綠色程度越高。”6月24日，在《面向綠色經濟決策的指標工具及實證研究》報告發布會上，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慶丹說。
鄂爾多斯的“綠色歧途”
2015年4月的一天，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寬闊的街道上車輛與行人稀少，不少工地停工，整個城市顯得十分清冷。
這與5年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010年7月4日，本報記者在鄂爾多斯市采訪時，仍然能看到城區一片繁忙的建設景象，大量建筑崛起。
當時鄂爾多斯年人均GDP為21600美元，是北京的兩倍多;擁有全國1/6的煤炭儲備和1/3的天然氣儲備。進入21世紀的頭8年，鄂爾多斯的本地生產總值增幅達到了25%，比全國GDP增速快了一倍多。
2007年8月，本報記者在鄂爾多斯市采訪時，當地政府曾聯合國際上50多個國家的百名政要學者，共同發出了《鄂爾多斯宣言》，呼吁各國：采取有利于自然生態的環境友好生產、生活和消費方式，共同攜起手來，愛護自然，保護生態。
內蒙古自治區環境保護廳環保物聯網監控平臺的數據顯示，2014年內蒙古全區監控企業共排放二氧化硫34萬噸，其中鄂爾多斯市排放的最多。如今，鄂爾多斯不得不拿出13億元用于大氣污染防治。
這樣的現實在不少城市仍在上演。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幾年前公布的數據就曾顯示，我國每年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代價已接近1萬億元，并且這一數字還在逐年升高。
“綠化”依然緩慢
“其實，現在很多研究機構都在往這(綠色指標研究)方面扎。目前還沒有什么定論，也都在爭議之中，但大家的方向是一樣的。”原慶丹說。
他介紹，北京師范大學推出了“綠色指數”，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做了長達10年的“綠色GDP核算”，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共同研發了“綠色經濟指標”，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也推出了“生態文明指標”等。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立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框架，環保部政研中心設計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由狀態識別、壓力分析、原因解析、政策制定、政策影響預測與績效評估五個環節構成，篩選出了由172個指標構成的工具箱，并從中精選了23個指標構建起中國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
本報記者從環保部政研中心了解到，運用這一新的綠色經濟指標評價體系，評估結果顯示，在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整體上仍然依靠重化工業拉動。2005年以來，重化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保持在70%以上。能源消耗總量從2001年的約15億噸標準煤增加到2013年的約37.5億噸標準煤。
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從2001年的約36億噸增加到2013年的約100億噸。與此同時，用水總量從2001年的5567億立方米增加到2013年的6183.4億立方米。
評估結果稱，雖然我國在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污染物排放強度下降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但是在資源和能源消耗總量下降、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城鄉和區域包容平衡發展等方面的進展依然緩慢。
環保部公布的監測數據顯示，2014年，十大流域劣V類水質斷面仍有63個，地表水、地下水飲用水源地不達標率仍有10.8%、13%。全國土壤總超標率為16.1%，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9.4%;生態系統退化嚴重。城市空氣質量達標的城市僅占9.9%。
“倚重現象”突出
“經濟保持持續增長，但整體綠色化水平依然不高，特別是中國工業結構的綠色化程度依然不高。”環保部政研中心研究部主任俞海說。
問題出在哪里?
環保部政研中心的分析顯示，主要是經濟發展的“倚重現象”突出，生產粗放造成資源能源消耗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目前，我國的能源消耗總量、水資源消耗總量、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仍然在不斷上升，遠未達到峰值和拐點。
記者從環保部了解到，目前我國的環境污染治理投入盡管不小，但仍難以滿足環境保護的需求。
國際經驗表明，當污染治理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1%～1.5%時，才能基本控制環境污染;提高到2%～3%時，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環境質量。
例如，美國1977年的環保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就已經達到1.5%，2000年這一數字增長至2.6%。而我國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雖然持續增加，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達到1.5%左右，難以滿足改善環境質量的需求。
在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主任張建平看來，新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能否真正落實才是最關鍵的。落實的關鍵是要將綠色經濟指標“納入到政府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
作者：佚名 來源：中國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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