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是我國環境治理投資快速爆發的10年，但投資在環保各細分市場分布失衡嚴重，相比市政環保的高歌猛進，國內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投入力度明顯薄弱，其增速明顯慢于市政環保領域投資增速。受此影響，2000~2015年，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在我國環境污染治理總投資中占比趨勢性下滑，2010年曾降至5%的有數據可查以來最低水平，2010年后該占比雖然有所反彈，但仍處于低位。

　　從工業環保的投資結構看，我國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共包含廢水、廢氣、固體廢物、噪聲等多種細分領域投資，其中廢氣治理投資占比較高且過往快速增長。從相關上市公司業務發展看，其中大氣治理及危廢領域公司業務成長較快。究其原因，主要原因是電力企業以大型國企為主，盈利能力較強且集中度高，政府相對容易監管且脫硫脫硝成本以通過電價補貼方式給予補償；對于危廢處置而言，政府強化監管是關鍵需求推動力，兩高司法解釋出臺（危廢傾倒3噸以上入刑等）推動危廢回流正規渠道，且絕大多數產廢企業支付的危廢處置費用規模不大，承受能力相對較強。從需求成功釋放的工業環保細分行業的發展經驗看，政府監管、補貼、排污企業盈利能力、環保成本高低等對于工業治理需求能否釋放有決定性影響。

　　2011年我國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即達到95.3%，但近年來工業水排放不達標問題依然暴露比較頻繁；2015年我國工業水設施的平均負荷率約為49.3%，明顯可見負荷率偏低，低負荷率一方面是因為企業自身產能不足導致廢水產生量下滑，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大量工業廢水并非經過處理設施處置后達標排放。再比如說，環保部近期發布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情況顯示，在28個督查組共督查8,447家企業中，發現5,594家企業存在環境問題，其中未安裝污染治理設施的512個，治污設施不正常運行的507個。

　　考慮到工業污染是我國環境污染重要構成，2015年，工業源分別占國內COD和氨氮排放總量的13%和9%，占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的84%和80%。由此可見，如果工業污染治理落后，對“十三五”期間實現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目標勢必構成重大制約，這就要求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必須強化，設施運營效率和效果需要提升，以補齊環境污染治理短板。

作者：佚名　來源：中國水網